伦敦萨沃伊酒店的会议室里，橡木长桌被记者们挤得满满当当。奥匈帝国代表团团长冯·霍约斯伯爵坐在主位，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扫过面前的铜制麦克风，指尖在桌上敲出规律的轻响——桌布是维也纳产的丝绸，上面绣着哈布斯堡家族的双鹰纹章，与他礼服纽扣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诸位记者朋友，”伯爵的德语带着维也纳宫廷特有的柔和尾音，却掩不住话里的强硬，“关于波斯尼亚的教育改革，我想澄清几点。自1908年帝国正式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来，我们已新建73所德语学校，现有学生人，其中87%是波斯尼亚本地人。”他展开一份报表，上面用红笔圈着“自愿入学率”的数字，“他们主动放弃斯拉夫语课本，选择学习德语——因为他们明白，这不是压迫，是从野蛮踏入文明的必经之路。”
这话刚落，塞尔维亚《政治报》的记者米洛万·格利希奇就猛地站起来，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伯爵先生说‘自愿？上个月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中学被强制改为德语学校时，校长彼得洛维奇教授被关进集中营，这也是‘自愿？我手里有家长们的联名信，上面写着‘孩子被迫用德语背诵《哈布斯堡颂歌》，否则不准进教室——这就是您说的‘文明？”
冯·霍约斯伯爵的脸色沉了沉，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格利希奇先生，那所学校教授的是‘泛斯拉夫主义，煽动分裂帝国，按照《波斯尼亚管理条例》第17条，理应整改。”他指着文件上的签名，“至于家长联名信，经核查，其中60%的签名是伪造的，剩下的40%来自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地主，他们害怕孩子学会德语后，不再受其控制。”
俄国《新时报》的记者瓦西里·鲍里索夫突然冷笑，他的笔记本上还记着早上奥匈士兵殴打斯拉夫语教师的新闻：“伯爵先生忘了1906年的‘书籍禁令？所有斯拉夫语书籍被列为‘危险品，连《塞尔维亚童话集》都要没收。我上周在萨拉热窝的市场看到，卖斯拉夫语圣经的小贩被罚款50克朗，这就是您说的‘文明？”
“那是为了统一市场。”冯·霍约斯立刻反驳，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波斯尼亚的铁路用的是维也纳的标准轨距，工厂的机器来自克虏伯，贸易用马克结算——不学德语，工人怎么看懂操作手册？商人怎么签合同？总不能让帝国的工程师天天带着翻译吧？”他突然提高声音，“就像联合帝国的中南联邦，用汉语标注铁路时刻表，用华夏元结算贸易，难道不是同样的道理？”
这话把焦点引到了联合帝国的副党首们身上。南方党副党首林建斌正和南洋党副党陈德康低声争执——昨天中南联邦的丝绸订单被南洋党抢了三成，此刻却难得地对视一眼。林建斌先开口，手里把玩着南方党总部发来的电报：“伯爵先生怕是搞错了。中南联邦的学校既教汉语，也教越南语、高棉语，丝绸厂的合同用两种文字书写——我们从不逼谁‘放弃自己的语言。”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毕竟生意要做长久，得让人家心甘情愿。”
陈德康立刻接话，珊瑚手镯在桌上磕出脆响：“南洋联邦的橡胶园里，工人既学汉语，也学马来语、爪哇语，连记账本都是三种文字对照。上个月雅加达的纺织厂招工时，会说四种语言的工人优先录用——这才是真的‘文明，不是靠禁令和集中营。”他瞥了冯·霍约斯一眼，“伯爵先生的德语学校，怕是招不到会说四种语言的学生吧？”
冯·霍约斯的手指攥紧了桌布，双鹰纹章被捏得变了形：“联合帝国的自治领不过是表面文章！朝鲜自治领用汉语印发法律，东瀛自治领的法官必须通过帝都的汉语考试——这和我们推行德语有什么本质区别？”
“区别大了。”海外党副党首亚历山大·格伦维尔推了推眼镜，他刚收到悉尼总部的电报，说澳大利亚联邦的金矿工人用英语、汉语、土着语混合交流，效率反而更高，“朝鲜自治领的稻米出口合同，用韩语和汉语双份签署；东瀛自治领的棉布商标，既有汉字也有假名——他们保留自己的语言，生意反而做得更大。”他翻开随身携带的贸易报表，“去年朝鲜对俄国的稻米出口，用俄语和韩语签合同，比只用汉语时多赚了15%。”
北方党副党首陈宏斌一直没说话，此刻突然敲了敲麦克风：“伯爵先生，北方党在波斯湾的石油站里，既有说汉语的工程师，也有说阿拉伯语的工人，我们给他们发两种语言的工资单。”他指着报表上的“事故率”数据，“语言不通才会出乱子，强行改语言，只会更乱。”他想起勒拿河驻军的军粮供应，朝鲜自治领用汉语和俄语双份清单，从没出过差错，“这不是文明不文明的事，是划算不划算的事。”
德国《总汇报》的记者突然站起来，他的笔记本上记着威廉二世的指示——必须支持奥匈的德语推广：“诸位别忘了，德语是科学语言！柏林大学的物理学论文、克虏伯的
第237章 伦敦奥运会（六）[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