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见于祖，祖亦名之。”凡是祖父健在，幼儿一般由祖父取名，礼节同上，但不说诫勉的话。孩子的名字也有讲究，一般不用日月、国名、疾病命名，不能与太子同名，后世还由此发展出很多关于取名“避讳”的要求。
南北朝以来，世人喜用“儿”命名。六朝时有大将张敬儿、张猪儿；隋炀帝时，有大将来护儿、甄翟儿。到了清代，北方人也喜欢以“儿”命名。清代福格《听雨丛谈》记载：“京师人家婴儿僮仆，喜用儿字命名，如来升儿、进喜儿、成儿之类甚多。”当时满人还以数字命名，“八旗幼童，喜以数目字命名，如七十二、八十三等名，多出于祖父母之纪年，因以为寿也”。
孩子周岁时，父母还要举行“抓周”仪式，以预测孩子日后的前途、性情和志趣。
“抓周”时摆放的物品，各有其象征意义。纸笔、砚台、书籍为读书之兆，期望孩子可以三元及第；官帽、诰敕、印章等为做官之兆，期望孩子将来官运亨通；刀剑、戈矛等为习武之兆，期望孩子将来镇守一方；金银、珠宝、算盘、升斗等为丰裕之兆，期望孩子可成陶朱功业；刀剪、针线、勺铲等为勤朴之兆，预示女孩将来善掌家务。哪怕孩子抓了吃食、玩具，也不斥责其“好吃”“贪玩”，要说孩子“日后必有口福，懂得及时行乐”。
孩子再大些，就要给予他们家庭教育了。
《礼记.内则》记载：“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孩子会自己吃饭了，就要教他使用右手；会说话了，要学习答话，男孩用“唯”，女孩用“俞”。从六岁开始，孩子有不少知识要学习和掌握。六岁要学习识数，辨认方向；七岁要懂得男女有别，不同席而坐；八岁要懂得谦让，礼让长者在前；九岁要知道朔望日，会用干支记日。
对古代儿童而言，十岁是个重要的年龄关口。据《礼记.曲礼上》载，“人生十年曰幼学”，孩子们要正式跟从长者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女子十年不出……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礼相助奠。”女孩十岁就不能随意外出了，要教导她温婉柔顺，听从尊长教诲，学习纺麻织布、煮茧缫丝、制作衣服等女红；还要观察祭祀，学习按照礼节帮助长者传递安放酒、浆、笾、豆、菹、醢等祭品和祭器。
至于男孩，则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开始拜师学习了。
（2）拜师发蒙与启蒙教育
中国人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延请老师对孩子启蒙，十分重要。
初次拜见蒙师的礼仪又称发蒙礼，要选择吉日进行，学童向蒙师行跪拜大礼，蒙师手把手教孩子执笔描写“上大人”三字。
由“上大人”开头的一组字，在唐代的敦煌写本里就有儿童习字的记载，上大人早在唐代就被用于儿童的启蒙读物了，其后在宋代的《续传灯录》里略有改动，直至清代，逐渐定型为后来的二十四字：
“上大人、孔（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贤）、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美）、可知理（福禄寿）”。
这些文字笔画少、有音韵、很顺口，很适合于启蒙儿童的认读，并且，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很多字的母字，可用它们中的某一字作为偏旁部首再去组合别的笔画，从而连接出许多新的字，使儿童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如果再经过启蒙老师给孩子们讲讲其中的故事，这些貌似没什么意义的独立汉字，便包含了很多传统的人文义理，对孩子的蒙学教育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些字是教化每个读书人都要敬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故事——孔夫子是读书人的“上大人”，他的名字叫丘，在兄弟中他排行第二，也就是甲乙的“乙”，生辰八字是己年的。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其中有七十二个学问最好的人，而七十二个好学生中，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他要他的学生都要做好人，要仁义，懂礼仪。
学生写了“上大人”三字后，先生要在字上加圈表示肯定，学童再跪拜行礼示谢，并呈上“束?”作为拜师礼，以示恭敬。
早在孔子时代，人们已将“束?”作为拜师礼。《论语.述而》记载：“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朱熹《论语集注》中说：“?，脯也，十?为束。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即十条干肉，本是古代诸侯大夫馈赠的礼物，自朱熹的权威解说以后，束?就成了拜师礼的代名词。
我国很早就有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
西周时，王城有教授儿童的“小学”，地方则设有“塾”。“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共同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历代以来，地主、商人设立家塾，宗祠、庙宇兴办义塾，这些统称为私塾。
上课举手提问，下课全体起立，这些课堂规矩古人早已有之。
《管子.弟子职》是管子讲述弟子受业、坐作、进退、洒扫等关于“课堂纪律”的文章。文中记载，“若有所疑，奉手问之”，学习中若有疑难，要拱手提出；“师出皆起”，先生下课走出，学生一律起立。若是学生犯了错，轻则罚抄，重则挨揍。
开凿于中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第468窟北壁上，绘有一幅授课图，老师端坐于学堂，厢房内在众多“学郎”的注视下，助教正对一名学郎进行体罚——助教右手持鞭抽向学郎，学郎赤脚受罚，表情痛苦。莫高窟晚唐时期第12窟东壁门上，也绘有一座学堂，院落正中坐着老师，两侧厢房里的学生正在读书，展现出唐代儿童启蒙教育的场景。
到了宋代，蒙学教育已经相当发达，村学、义学、家塾遍布大小村镇。陆游《秋日郊居》诗序记载：“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由此可见，当时村童多在农闲时入学，所读“村书”也多是扫盲读物，村童入村学可能只为识字，不求闻达。
北宋以来，描绘村学的画作屡有出现，宋代毛文昌有《村童入学图》，陈坦有《村学图》，高克明有《村学图》等。传世画作中，明代林良《学童闹堂图》颇有意趣，展现了村童大闹学堂的情景。老蒙师正在打瞌睡，一群儿童便四处捣蛋，把学堂搅得天翻地覆。有的孩子偷偷将老师的帽子摘去，有的为老师画像，有的踢凳子戏耍，有的扮鬼脸，有的描红“上大人孔乙”。画家细致生动地描绘了孩子天真顽皮的情态，令有些刻板的学校生活热闹起来，也将古代儿童启蒙教育场景生动地表现出来。
开蒙读书，古代儿童都要学些什么呢？
早在周代，我国就有儿童启蒙课本。《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是我国第一部启蒙识字教材。秦汉时期，蒙学教材开始丰富，其中以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的《急就篇》最具代表性。《急就篇》今存两千余字，内容包括“姓氏名字”“服器百物”七百多种。顾炎武《日知录》中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可见其影响之大。日本的《官话急就篇》就借用此书名称，采用相似体例。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当数《千字文》。周兴嗣奉梁武帝的命令，取王羲之遗书中的一千个字编成。全文共250句、四字一句，涉及天文历象、岁时变化、古代帝王、品德修养、建筑文化、历史地理、生活起居等。
唐代以来，分门别类的蒙书大量出现。《太公家教》是现存最早的训诫类蒙书之一，出自于敦煌遗书。它吸收了古代诗句和流行谚语，侧重对学童的伦理道德教育，如“一日为师，终日为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至今仍能耳熟能详。此外，敦煌写本中还保存有算术类蒙书《九九乘法歌》、历史类蒙书《古贤集》、综合类蒙书《孔子备问书》等。
《百家姓》《三字经》和《神童诗》是宋代出现的影响最大的三本蒙书。
《百家姓》收集姓氏，编为四言韵语，为尊宋代国姓，以赵居首。
《神童诗》多为劝学诗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广为流传。
家喻户晓的《三字经》，则是一部集识字、常识、历史、读书和伦理教育于一体的蒙书，它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包含着大量合理的内容和有益的经验。
直到晚清时期，《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仍然是蒙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3）贵族教育与皇家启蒙
古代皇族贵胄的子弟学校，称为“宗学”。西汉平帝时曾置宗师，教育宗室子弟。北魏武帝拓跋?也曾设皇宗学。唐高宗时专为宗室及功臣子孙设立小学。宋代宗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初期只收皇室子孙，后来宗室旁枝也可入学。到了明代，最著明的儿童启蒙教育案例，当属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对万历小皇帝朱翊钧的教育。
朱翊钧10岁即位，为了把他培养成尧舜贤君，张居正制定了学习为主、视朝为辅的皇帝养成计划。每月逢三、六、九日小皇帝视朝，其他时间“日讲”。日出时小皇帝就要吃完早膳开始讲读，首先要将前日所学的《大学》《尚书》等内容各读10遍，然后学习新课程；讲读完稍事休息，便要阅览官员奏章、前代帝王处理朝政的批文等，以便熟悉国政；然后是练习书法；到了中午，讲完《通鉴节要》等历史知识之后，小皇帝才能回宫休息。一年中，只有大寒、大暑才会休息，平日不辍讲读；视朝之日虽然免除讲读，但小皇帝仍要在宫中温习经书、练习书法，不得间断。
与明代相比，清代皇家的启蒙教育更趋严格。据清代赵翼的《檐曝杂记》、福格的《听雨丛谈》等记载，可以梳理出清代皇子日常教育的基本情况。
每天卯初时分，多数人还“残睡未醒”，清宫皇子们已经“进书房也”。对此，赵翼感叹说：“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早饭之前，皇子们要做一系列早课，包括“学蒙古语二句，挽竹板弓数开，读清文书二刻”。除了“早食”“晚食”约一个半小时，皇子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上午和中午“读汉书”，下午“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薄暮始休”。
一般来说，“皇子年六岁，入学就傅”。
康熙皇帝更加注重皇子的教育，“四五岁即令读书”。皇子每日皆有课程，“寒暑无间”，寒暑假是没有的。大臣汤斌曾因天气暑热，担心“皇太子睿体劳苦”，康熙答复：“皇太子每日读书皆是如此，虽寒暑无间，并不以为劳苦。”一年之中，皇子们只有元旦、端午、中秋节，以及皇帝、皇子生辰，才能休息5天，平日里即便是除夕也要上课。
他们学习“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经典，一般是“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康熙幼年读书的标准更高，“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皇子还要温故知新，新课程要“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如此严格的读书法，“实非庶士之家所及也”，赵翼更是感叹：“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绝千古。”
除了学习，皇子们还要时常接受考试。例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初十日，康熙对皇太子等七名皇子在畅春园无逸斋进行了一次考试。康熙随机抽取经书十余本，授予大臣汤斌，让他“信手拈出，令诸皇子诵读”。汤斌随揭经书，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八子依次进前，各读数篇，均“纯熟舒徐”；康熙又命皇长子讲“格物致知”一节，皇三子讲《论语》“乡党”首章，均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康熙再命皇五子诵读满文，也是“段落清楚，句句明亮”。当时，皇长子16岁，最小的皇八子只有7岁，皇子们的表现无疑是可圈可点的。
除了“文化课”，皇帝还时常考较皇子、皇孙们的骑射功课。赵翼的《檐曝杂记》记载：“（乾隆帝）一日至张三营行宫，上坐较射，皇子、皇孙以次射。”结果年仅八岁的皇孙绵恩，以小弓箭三发三中，乾隆“大喜”，谕令“赏黄马褂”。此外，关于动静行止等各种规矩，也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康熙曾对皇子们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
如此看来，古代儿童的学业压力，也不比今天小多少。
第46章 淡烟流水幽清晨[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