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不善不能改：过错修正的停滞
“不善不能改” 的 “不善”，是 “过失”“缺点”，《论语?学而》“过则勿惮改” 的 “过”；“改” 是 “更正”“修正”，如《周易?益卦》“有过则改”。孔子认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 “过则改之”，“不善不能改” 是 “知过而不改”，如 “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以掩饰而非修正，导致停滞不前。
孔子本人 “过则必改”，在周游列国时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便 “矢之曰” 自证（《论语?雍也》），以坦诚回应质疑；“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承认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以自省道出对乐的沉迷；“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既批评冉有，也反思自己 “未能教好弟子”。这种 “改过” 的自觉，使孔子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善不能改” 的悲剧，在历史中反复上演。商纣王 “知过而不改”，大臣比干 “强谏纣”，纣曰 “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遂 “剖比干，观其心”（《史记?殷本纪》），最终 “武王伐纣，纣兵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隋炀帝 “自负才学”，臣下 “有谏者辄杀之”，如 “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诗句遭忌被杀”，明知 “大兴土木、三征高丽” 是错却 “执迷不悟”，最终 “江都兵变” 被杀，印证了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的古训。
“改过” 的典范，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他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重用魏徵等谏臣，“魏徵前后陈谏二百余事，皆切中时弊”，即便 “龙颜大怒”，仍 “纳谏改过”。如贞观四年，太宗欲修洛阳宫，张玄素谏 “陛下初平东都，曾观广殿，皆撤毁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复修之，是隋役又兴”，太宗 “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遂停作，赐玄素彩二百匹”（《贞观政要?纳谏》），这种 “从谏如流” 的改过，成就了 “贞观之治”。
宋代的司马光，晚年 “着《资治通鉴》，因‘失察而误记史实，闻过即改”。《资治通鉴》初刊后，学者刘恕发现 “关于唐代牛李党争” 的记载有误，司马光 “闻之，欣然曰：‘微君，吾几误矣！”，立即 “重加考订，修正其误”（《宋史?刘恕传》）。他在《训俭示康》中反思自己 “少时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却曾 “得家书，言‘京师物价高，居大不易，遂稍增用度”，便 “深自悔责，其后终身俭素”，这种 “改过” 的坦诚，使《资治通鉴》成为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的史学名着。
明代的徐光启，“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知旧历之误而改之”。他发现 “大统历（明代官方历法）多有误差”，便 “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引入西方科学方法”，主持编撰《崇祯历书》，“考正历法，修正误差”（《明史?徐光启传》）。面对 “祖宗之法不可变” 的质疑，徐光启 “据理力争，谓‘苟利于国，何论古今”，这种 “学术上的改过”，推动了中国古代历法的进步，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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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 “改过”，从个人到社会都有体现：个人通过 “自我批评” 提升（如企业员工的 “复盘会” 反思工作失误）；企业通过 “产品迭代” 修正缺陷（如苹果公司每年更新 iPhone 系统修复漏洞）；社会通过 “制度完善” 纠正偏差（如中国 “收容制度” 的废除与 “救助管理办法” 的实施）。这些实践证明，“改过” 是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如陶行知所言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而改过是行动的修正器。
五、四忧相连：孔子忧虑的深层逻辑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四者并非孤立，而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修德是根基，无德则学、义、改皆失方向；讲学是途径，不学则德无进、义不明、改无据；徙义是实践，不义则德为空、学无用、改无标；改过是保障，不改则德难进、学难深、义难行。孔子的忧虑，正在于这四者的断裂 —— 缺一则链条断，缺四则修行废。
四者的核心是 “仁”。修德是 “仁心的培育”（如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讲学是 “仁道的传播”（如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徙义是 “仁行的实践”（如 “己欲立而立人”）；改过是 “仁境的提升”（如 “过则勿惮改”）。《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这种 “爱人” 之心，使四者形成良性循环：因爱人而修德，因爱人而讲学（分享知识），因爱人而徙义（帮助他人），因爱人而改过（不伤害他人）。
四者的失衡会导致连锁反应：德之不修则易 “见利忘义”（如贪官因缺德而贪腐）；学之不讲则易 “愚昧无知”（如邪教利用无知惑众）；闻义不能徙则易 “冷漠麻木”（如旁观者效应）；不善不能改则易 “积重难返”（如企业因小错不改而倒闭）。历史上的 “乱世”，往往是四者皆失的时期 —— 如魏晋南北朝 “玄学清谈”（学之不讲）、“士大夫放达”（德之不修）、“门阀争斗”（闻义不能徙）、“政乱不改”（不善不能改），印证了孔子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
四者的平衡是 “君子” 的标准。孔子眼中的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修德（据于德）、讲学（游于艺）、徙义（志于道）、改过（依于仁）缺一不可。如颜回 “德行科” 第一（修德），“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讲学之资），“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徙义），“不贰过”（改过），是四者平衡的典范；子贡 “言语科” 第一（讲学），“存鲁乱齐”（徙义），“富而无骄”（修德），“闻过则喜”（改过），同样达到四者和谐。
六、历史回响：四忧的千年警示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孔子四忧思想，提出 “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将 “修德” 具体化为四端的培育；强调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反对 “学之不讲” 的空谈；主张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孟子?万章上》），鼓励 “闻义能徙”；告诫 “有过则改之，无过则加勉”（《孟子?公孙丑上》），重视改过。孟子的发展，使四忧从 “孔子的忧虑” 变为 “士人的自觉”。
汉代的董仲舒，将四忧纳入 “天人感应” 体系，认为 “王者不修德，则灾异降；不讲学，则王道衰；不徙义，则刑罚滥；不改过，则天命去”（《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他在 “举贤良对策” 中说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主张 “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讲学），“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徙义），将四忧从个人修养扩展至国家治理，使 “修德、讲学、徙义、改过” 成为施政纲领。
宋代的朱熹，以 “格物致知” 统摄四忧，认为 “格物是穷理，致知是知理，修德是循理，讲学是明理，徙义是行理，改过是矫理”（《朱子语类》）。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规定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德、改过）；“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讲学、徙义），使四忧成为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通过 “学规” 引导学子践行。
明代的王阳明，以 “致良知” 诠释四忧，认为 “良知是心之本体，修德是致良知（去私欲），讲学是明良知，徙义是行良知，改过是复良知”（《传习录》）。他在龙场驿 “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 “知行合一”，强调 “知修德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讲学而不讲，只是未知；知徙义而不徙，只是未知；知改过而不改，只是未知”，将四忧统一于 “致良知” 的实践，使 “知” 与 “行” 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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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当代镜鉴：四忧的现实意义
在个人层面，四忧提醒我们 “全面发展”：修德是 “价值观塑造”（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讲学是 “知识分享”（如职场中的经验交流），徙义是 “社会责任”（如志愿服务），改过是 “自我完善”（如年度总结反思）。企业家曹德旺 “修德”（捐百亿做慈善）、“讲学”（着《心若菩提》分享经验）、“徙义”（疫情期间捐口罩生产线）、“改过”（公开反思企业管理漏洞），是当代践行四忧的典范。
在教育领域，四忧指引 “立德树人”：修德是 “德育为先”（如中小学 “道德与法治” 课程），讲学是 “智育为本”（如高校 “金课” 建设），徙义是 “实践育人”（如研学旅行、劳动教育），改过是 “容错机制”（如允许学生犯错并改正）。清华大学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与四忧高度契合，培养出既 “修德” 又 “好学”、既 “徙义” 又 “改过” 的人才。
在社会层面，四忧推动 “文明进步”：修德是 “道德建设”（如 “感动中国” 评选），讲学是 “文化传播”（如 “百家讲坛” 普及经典），徙义是 “社会公益”（如 “希望工程”“大病众筹”），改过是 “制度完善”（如 “信访制度” 听取民意纠错）。中国的 “全面依法治国” 与 “以德治国” 相结合，正是对四忧的现代回应 —— 法律是 “改过” 的底线，道德是 “修德” 的高线，教育是 “讲学” 的途径，公益是 “徙义” 的体现。
在国际层面，四忧启发 “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修德是 “大国担当”（如中国援助发展中国家），讲学是 “文明互鉴”（如孔子学院传播中华文化），徙义是 “国际合作”（如全球抗疫合作），改过是 “全球治理改革”（如完善联合国机制）。中国提出的 “共商共建共享” 全球治理观，与四忧的精神一致 —— 通过对话（讲学）、合作（徙义）、反思（改过）、互信（修德）实现共同发展。
八、走出忧虑：从警醒到践行
孔子的四忧，不是消极的担忧，而是积极的警醒 —— 知道问题所在，便有改进的可能。修德可从 “小事做起”，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学可从 “分享开始”，如 “教朋友一道题”；徙义可从 “援手践行”，如 “帮老人过马路”；改过可从 “承认错误”，如 “道歉并弥补”。这些微小的行动，正是走出忧虑的第一步。
历史已经证明，践行四忧者必有所成：个人践行则 “德才兼备”，如孔子弟子；社会践行则 “文明昌盛”，如汉唐盛世；国家践行则 “长治久安”，如 “贞观之治”。当代人若能以四忧为镜，时时自省，处处践行，便能如孔子所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在修德、讲学、徙义、改过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暮春的杏坛，风已停，杏花落尽。孔子的忧虑穿越两千五百年，仍在提醒我们：修德如培树，需日日浇灌；讲学如传火，需代代接力；徙义如行船，需时时划桨；改过如磨刀，需常常砥砺。唯有如此，方能走出忧虑，走向 “仁” 的境界 —— 那是个人的安宁，社会的和谐，文明的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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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 孔门四忧：修行的警钟[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