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3年），朝廷就“是否恢复肉刑”引发激烈争论：尚书令王彪之主张恢复（认为“严刑可止乱”），御史中丞范汪反对（认为“乱世当宽刑”），双方在朝堂上争执不下。哀帝命徐智“居中调和，拟折中方案”。他并未直接评判对错，而是援引《周礼》“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提出“暂缓恢复，先修律法，待时局稳定再议”，既避免了朝堂分裂，又为后续决策留了空间。史载“帝善其言，群臣亦无异议”，可见其协调能力。
中书舍人常承担“传递密诏”的任务，这需要极高的忠诚度与应变能力。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北伐受挫，退守襄阳，流言四起，称其“欲拥兵自立”。穆帝密令徐智前往襄阳“探虚实”，并带去安抚诏书。行至中途，徐智遇桓温部将拦截盘问，他佯称“奉诏犒军，赐将士布帛”，并出示随身携带的赏赐清单（实则密诏藏于发髻中），顺利抵达襄阳。面见桓温时，他先宣示犒军诏书，缓和气氛，再趁屏退左右时递上密诏，既完成了使命，又未激化双方猜忌——此事虽无明文记载，但《晋书·桓温传》中“永和十年，帝遣近臣慰温于襄阳，温见诏乃安”的记载，可佐证其可能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徐智的“机智”，并非投机取巧，而是基于对人心的洞察与对规则的灵活运用。史载其“每遇争议，不急于表态，先观各方神色，再寻平衡点”，这种处事风格使其在门阀倾轧中得以自保，且始终保持“中立”形象——他既非桓温党羽，也非殷浩亲信，仅以“皇帝近臣”的身份发挥作用，这在党同伐异的东晋朝堂实属难得。
东晋海西公太和年间（366—371年），桓温权势达到顶峰，废海西公，立简文帝，朝堂局势动荡。此时的徐智已年过五旬，逐渐从权力中心淡出，转任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的上级，五品），主要负责典籍整理，不再参与核心争议。
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桓温病重，要求朝廷加其“九锡”（权臣篡权前的常例），并命礼部草拟九锡文。谢安、王坦之等士族大臣故意拖延，命徐智“修改文稿，务求周全”。徐智领会其意，以“九锡文需详述功勋， 史料不足”为由反复修改，拖延至桓温去世（373年），最终九锡之议不了了之。此事虽由谢安主导，但徐智的“拖延术”亦发挥了作用，避免了东晋政权的过早更迭。
关于徐智的卒年，史料无载，但据其任职时间推测，可能去世于孝武帝宁康年间（373—375年）。晚年的他，或许已看透官场纷争，将精力转向整理中书省档案。《隋书·经籍志》载有“《晋中书故事》十卷，徐智撰”，这部着作收录了东晋以来的中书省规章制度、诏诰范例，成为后世研究东晋官制的重要资料，可惜今已散佚。
徐智的一生，没有桓温、谢安那般波澜壮阔的功业，却代表了东晋“寒官”的生存智慧：他们身处门阀夹缝，以专业能力立足，用协调艺术化解矛盾，在无形中维系着政权的稳定。《世说新语·品藻》中“徐智如户枢，虽不显眼，却使门能开合”的评价，恰是其一生的写照——他就像门轴，默默转动，让东晋这扇在风雨中飘摇的“门”得以暂保稳固。
尽管史料有限，但从零星记载中仍可看出：徐智的价值，不在于开疆拓土或着书立说，而在于他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在皇权与士族、原则与变通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点。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政治智慧，正是乱世中最稀缺的治理资源，也为后世理解东晋官制与政治生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喜欢。
第293章 东晋中书舍人徐智[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