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利益以安抚益州派了，使得蜀汉权力平衡达至一个微妙的局面。
可惜蒋琬、董允、费祎故是经世之才，但也没到诸葛老大这个举世绝伦的级别，所以无法做到一边维持国内政局，一边举兵北伐，常常有顾此失彼之感。
而蒋琬、董允、费祎勉励维持的局面，在他们一一逝世之后也逐渐失衡，军事上姜维主理，十一次北伐，其结果大胜两次，小胜三次，相距不克四次，大败一次，小败一次。
虽说总体上胜多败少，但也相当耗费国力，政治上没有能人把持，使得耗费的国力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蜀汉渐渐失血而衰弱。
益州派长期收到压制，累积的不满，加上姜维北伐所耗费的钱粮、人口，都使得益州派蒙受相当大的损失，由此益州派到了姜维掌权的后期，已是大张旗鼓地表示不欲再北伐，提出息兵休养的政治愿望。
所谓“汉贼不两立”，益州派当时领头人物谯周提出了不再北伐的《仇国论》，已经可以说是与蜀汉的立国理想背道而驰，但是限于当时局势，北伐一直没有客观的成绩，朝中也不少人抱有这种思想，所以谯周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任何处分。
但是已经是益州派表达自身不满，以及对蜀汉外来统治集团无声反抗的一个十分清晰的信号了。
到了这个时候，益州派已经可以说是与荆州派、元老派话不投机了，等到魏国攻打蜀汉的时候，益州派这班人就已经化身成典型的投降派了。
看看邓艾轻兵突进，竟然没有受到有效的阻拦，就知道益州派这些本地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了。
最后到了邓艾这支偏师兵临成都，谯周竟然劝刘禅投降，以半劝半威胁的话术，让刘禅毫不抵抗地投降，自己获得了一个“全国之功”，受封阳城亭侯，迁骑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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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章 失衡的蜀汉后期[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