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加上气候温和，植被茂密，物产丰富，在农业生产条件下完全能做到自给有余。16世纪美洲作物玉米、红薯等传入后，盆地周围的丘陵山地也得到更大的开发利用，从而养活了更多人口。另一方面，封闭的地形地势也使四川比较容易防御外来的入侵，在战乱中能保持相对的安定，或者成为稳定的后方。
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外来移民。四川的早期历史记载蚕丛、杜宇等首领都来自成都平原以外，已经发掘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也部分证实三四千年前发生的频繁迁移。在古代，长距离的迁移不仅能使移民获得新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而且是移民群体本身优胜劣汰的过程。而最终能在迁入地成功定居并繁殖绵延的，都是在体力、智力上的强者。秦灭川蜀和灭六国的过程中，大批移民迁入，带去了先进文化。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大批移民进入川蜀，成为刘备建立蜀汉的中流砥柱。西晋时，大批氐人和汉人移民迁入，不仅建立了割据政权，也使当地的经济、文化、人口得以在一次次战乱中延续。这样的历史在唐末五代、明末清初等一次次重演。开发、定居、繁衍后的移民和移民后代热爱他们的第二故乡，在抵抗外敌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毅顽强，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移民中客家人的后代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方言和宗族生活。随着人口的增加，垦殖和开发区域的扩大，四川的经济迅速恢复，名人辈出，近代各方面的四川籍名人几乎都是移民的后裔。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努力，使四川迅速得到开发，因而四川无论在天灾还是战乱之后，仍能恢复为“天府之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
川人精神
盆地意识
盆地意识是指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四川人的特有意识。盆地意识有许多种理解。基本上，盆地意识是由四川盆地几乎完全封闭的地理特性造成的。历史上，由于四川盆地物产丰饶而使四川，重庆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相当独立的世界，含有“盆地即天下”的意境。盆地意识通常有自足、自满、自大等多种意思。
四川多奇山异水，同样，四川人则多奇异人士，这也和四川盆地的封闭性和自成一体有关。四川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确实养了一些懒散之人，这一点在成都平原地区显得尤为突出。《隋书》中称“溺于逸乐”，正是“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的原因，这自然是指条件较好的成都平原地区。《宋史》认为蜀人“怀土罕趋仕进”，与《隋书》的记载异曲同工。这样的文化氛围与古代安土重迁意识相合，加上古代四川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又更加促使了这种安土重迁意识的加深。
历史时期四川地区各小区内经济文化发展差别是十分大的，四川因为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大范围的屠虐，催生出四川人乐于生活，乐观豁达又勤劳勇敢的性格。这种乐于生活不能完全理解为懒惰。
《隋书·地理志》称四川成都人“士多自闲”，这可能在事实上造成了蜀人喜治学而不求仕进的风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蜀人在外的影响，故范镇《东斋纪事》认为这种现象是在张咏以后才有所改观的。
四川人对传统的家乡文化的依恋仍是十分强烈的，许多“少小离家老大还”的长者仍是乡音未改，对麻辣的喜好也使许多人食俗不改，也影响到外地人，这正是川菜风行全国的基础。今天四川已经大量走出去了，但却以出卖劳力为主，省内城市“棒棒”、“扁担”、“背篼”流行，省外“川军”成了出卖体力民工的代称。古代四川人在一些时期有乐于诗书而不求仕进的传统，青山绿水，衣食易求，美人美食美酒美茶，咏诗作画，好文刺讥，悠闲安逸，确实使历史上一批四川文化人乐此不疲。今天，我们有魏明伦有棒棒军有李伯清等等，在全国不乏影响，但四川的文化还不应仅仅如此，我们还应有更多的融入全国主流文化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开放精神
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放、敢于创新——这是蜀文化的内涵特征。这种精神从古以来一以贯之，不论在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都在持续地发生作用，不断地表现出来。这里不妨举出几个例子。在古代，古蜀人开创了以成都为起点的中外交流通道“南方丝绸之路”，最早把中国的名称cha传播到西方世界；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开业。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蜀文化在历史上和当代四川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僻居内陆腹地的四川人，由于交通信息的闭塞，比起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人，似乎很难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穷则思变，愈是闭塞便愈思开通，愈想打开眼界，因此，四川人也在这种开通进取的状态下，敢作敢为，以致在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上，开创了许多“敢为天下先”的典范。
在近代，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孙中山高度评价四川人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自20世纪初年的留学生运动涌进四川以后，邹容、吴玉章等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创了四川青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虚心学习、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后，由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这一传统，掀起了四川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全国著为先鞭，人数之多仅次于湖南。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革命元老和骨干。
“百年川蜀革命潮流，保路运动肇其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里走出了世纪伟人、“永远的红司令”朱德、“军神”刘伯承、元帅陈毅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革命家。
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四川大地上的“先天下而为”的大事更是层出不穷。在农村改革方面，1980年4月，四川广汉向阳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挂起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向阳人率先恢复乡村建制的创举，在全国农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此为开端的经济体制改革，被正式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载入了新中国的光辉史册，向阳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乡”的美称。
在城市改革方面，四川曾经有企业改革发轫之作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还有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于1980年12月诞生；成都率先打破《人民日报》广告禁区，宁江机床厂于197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登出广告的举动。
川人代表
科技奇才
主持修建了中国早期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的战国时期蜀守李冰，西汉阆中的天文学家
汉代雕刻的蜀守李冰石像
落下闳等，世界闻名。
杰出文人
历史上，四川就有“文宗自古出川蜀”的说法。四川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三星堆文化为表征的川蜀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重要一元，在夏商时代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惟一代表，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四川处于西南民族与汉民族的多民族互动交流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它既是民族文化的交汇区，又是民族融合的交融区，同时还是介于内地与西南民族之间高文化、高科技的汇聚区和通道区。这使四川聚集了多种文化精华，汇聚了大批高文化人才，聚合、积累并生成四川文化上和科技上的极大优势。四川的高文化表现出“水库”特征，不断向外输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断从外引进高文化人才。历史上，四川的人才走出夔门后，常常是大展才华，“文章冠天下”，如古代的司马相如、三苏等，近代的郭沫若、巴金等。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加成就了其“语不惊人死不休”，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推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杜甫。这种相反相成的“水库”效应，恰应了“流水不腐”这句古话，构成了历史上四川与外省文化在经常性的互动中互补的交流特点，它使四川文化在保持自己基本形态的同时，不断更新其表层结构，从而得以站在中国文化主潮流的前沿。
汉代的司马相如、唐代的诗人李白、宋代文豪的苏轼、现代的文学家巴金和郭沫若等都是四川文人的杰出代表。
军政大家
唐代女皇武则天、共和国时期的元帅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世纪伟人都是四川军事或政治领域的杰出人物。
第十四章 新兵连生活（1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