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去买东西，傻愣愣地望着别的顾客来来往往、潇潇洒洒地提着东西离去。她几次想张口问，又吓得把话咽了回去，最后怏怏不乐地空着手回到干妈家里。
晚上，马光璇回来了，关切地询问：“沙娜，今天买了什么好衣服？穿给干妈看看。”
“干妈，我真没用，不会花钱买东西，今天什么也没有买到……”话未说完，沙娜的泪水便流了出来。
“唉！”马光璇长叹一声，把沙娜搂进怀里，泪水潸然而下，“沙娜，我可怜的孩子，你可是生在巴黎，喝洋奶、吃洋面包长大的洋娃娃啊。刚回国那会儿，你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怎么在敦煌才短短的五年就变成这样啦？常书鸿，你造什么孽！你只顾自己的事业，竟把两个孩子全耽误了……”
“干妈，别怪爸爸。他过得挺孤独，挺不容易的。”沙娜为父亲辩解，“为了敦煌，连妈妈都弃他而去了……”
是年9月，常书鸿带着儿子来为沙娜赴美送行。他为女儿买了一只随身携带的牛皮小箱子，并亲自用油画笔在箱子上写上“常沙娜”三字。
在出关的一瞬间，沙娜蓦然回首，发现爸爸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他才45岁，可一头发丝已经花白，神情枯槁，原本挺拔魁梧的个子也开始有些驼了。相依为命的弟弟哭成泪人似的大声喊：“姐姐，别忘了我。千万别扔下我，姐姐……”沙娜听了，禁不住号啕大哭。直到飞机腾空而起，她还在不停地抹泪。
含辛茹苦将她带大的父亲远去了，孤苦伶仃的小弟也远去了，还有那莫高窟的壁画，那曾经温馨的黄泥小屋……一切的一切都远去了，她将在波士顿博物馆的美术学院开始新的留学生涯。
一代名媛沉落民间闾巷，空留半个世纪的亲情遗恨令人扼腕长叹
轮回本无常。陈芝秀私奔南归后，受上苍赐予的幸福和舒适少得可怜。
起初，南归之路并不沉重，陈芝秀和赵忠清匆匆回到朝思暮想的江南，在西子湖畔定居下来。陈家在诸暨枫桥仍旧是大户，赵忠清因在军方政界有一些朋友，很快就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差事，陈芝秀依然追求上流社会的奢侈。
可惜好景不常。解放之初，赵忠清因历史上的斑斑劣迹被判入狱，陈芝秀也被烙上了历史反革命家属的印记而打入另册。没有工作，自然也就失去了生活来源。本来身为雕塑家，她只要出去找找亲朋故友活动一下，完全可以觅到一份过日子的工作，但她已没有勇气去乞求故人。原因很简单：她从敦煌负情出走的事在艺术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她已被人戳脊梁骨，现在又戴上反动军官家属的帽子，更让人退避三舍了。陈芝秀只好隐姓埋名，艰难度日。不久，赵忠清病殁狱中，陈芝秀改嫁一个工人，生下一子，生活更加窘迫。为了生活，她给人家洗衣，当佣人，浑浑噩噩了此一生。
50年代初，嘉陵被父亲送到杭州大伯常书林家寄养，思子心切的陈芝秀找到嘉陵的大伯母，提出想见见儿子。善良的大伯母便寻找让他们母子相认的机会。
一天，大伯母有意无意地向嘉陵提起他的母亲：“嘉陵，你妈妈就在杭州城里，你想不想见她？”
“不！我没有妈妈。”嘉陵倔犟地说。
“大伯母没骗你。她叫陈芝秀，是你的亲生母亲。”
“她不够资格！我才4岁她就弃我而去。我恨她！恨她……”说着，眼圈红红的嘉陵夺门而出。
大伯母在一条小巷找到陈芝秀，失望地告诉她：“嘉陵不愿见你……”
“大嫂，帮帮我。”陈芝秀喃喃恳求，“让我见他一面。”
“好吧。”大伯母的心软了，“你大哥每个星期天都带嘉陵到小吃城打牙祭。到时候，你可以站在外边远远地看一眼，但千万别惊动嘉陵。”
星期天傍晚，嘉陵和大伯父在杭州城里的一座小吃城里吃得正欢，陈芝秀远远地伫立在一个偏僻角落里凝望儿子贪婪的吃相。好多次，她想冲上去对儿子说“对不起”，可她不敢也不能，只能悄悄地立在一隅，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吃饱，看着儿子跳着蹦着跟随大伯回家去。
住在同一座城市，母子竟不能相见。陈芝秀终于明白，负情离开敦煌的那一刻，命运就注定她为余生选择的是一条被爱情、亲情、友情拒绝和漠视的漫漫苦旅。
时隔不久，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沙娜把嘉陵接回北京上小学。
命运真会作弄人，这对母子相见的机会在咫尺和刹那间匆匆消逝。
1959年夏天，已在北京某中学读初三的嘉陵得知父亲从敦煌到上海举办画展，便利用暑期去探望父亲。父子俩在上海小住数日后，常书鸿拿出100多元让儿子前往杭州，代表他请大伯父一家吃顿饭，顺便给每人买一份礼物。
那几天正值江南梅雨季节，18岁的嘉陵请大伯一家吃过饭后，和大伯母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转悠买礼物。走着走着，突然下起了黄梅雨，街上未带雨伞的行人飞奔着往家里或避雨的地方四散……大伯母突然指着20多米外的一位50多岁步履匆匆的老妇人对嘉陵喊道：“快看，那就是你的母亲！”嘉陵一听顿时愣住了，停下脚步凝视，只见那人身体单薄瘦削，一身装束与杭州大街上的普普通通的老太婆没什么两样。这是他时隔14年后第一次见到母亲匆匆掠过的身影。“嘉陵，你愣着干什么，快追上去喊呀，她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呀！”大伯母站在旁边焦急地催促，然而，常嘉陵仍然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时光在雨水中凝固了，亲情在冷雨中凝固了。他们母子二人近在咫尺，感情却相距千里。他们又一次失之交臂，从此天上人间生死两茫茫，命运再也没有给他们相见的机会。
沙娜比弟弟幸运。1964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沙娜带着学生到杭州写生。她抽空到大伯家探望，年事已高的大伯郑重地征求她的意见：“沙娜，这次见一下你的妈妈吧？都快20年了，一个人能有几个20年啊？她际遇凄惨，已一大把年纪了还给人家当佣人，日子苦得很。宽恕她吧……”沙娜默默地点了点头。
于是，大伯父约了陈芝秀，让她到自己的家里来见沙娜。那是沙娜时隔整整19年之后第一次见到母亲。乍一见面，沙娜怎么也不敢将眼前的母亲与法国巴黎那个新潮摩登女雕塑家联系起来，怎么也不愿将这位老人与20年代的杭州江南名媛并在一起。可站在她跟前的母亲是那样的真切：衣衫褴褛，脸呈菜色，眼神呆滞，粗糙的手背上凸现出一道道青筋。
也许阅历了太多的人间沧桑，过了整整19年才相见的这对母女竟然没有拥抱，没有激动，也没有泪水。
陈芝秀淡淡地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但不要全怪我……”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沙娜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不瞒你说，沙娜，我过得很苦，上帝已经惩罚我。”
“多年不见了，不要再说过去。”大伯父站起来，摆摆手制止道，“沙娜同意见妈妈，这就说明她已经忘记过去了。”
一生之中惟一的这次重逢并没有改变这对母女十几年间铸成的陌生。
母亲临走时仍然重复着那句话：“沙娜，我对不起你们。上帝保佑，希望你们全家好！”
目送母亲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小巷尽头，沙娜的心里突然泛起一股莫名的怅然和酸楚，她真想大哭一场，可惜已经没有眼泪。
回到北京后，沙娜每月都给母亲寄去一笔钱，结果在“特殊时期”中因与反革命家属的生母划不清界线而惨遭批斗。这对母女又中断联系十年。
“特殊时期”结束后，沙娜再次复出，母亲也打听到了她的地址，写信诉说自己生活拮据。于是沙娜又恢复给母亲寄钱。陈芝秀每收到一笔钱，都会给女儿回信。有一次，她非常温馨地告诉女儿，她用收到的钱买了两袋奶粉、一个热水袋，热水袋装上开水后就可以御寒了。
1979年年底，沙娜给母亲寄那年的最后一笔钱后迟迟不见母亲回信，后来收到干妈马光璇的信，才得知母亲突发心脏病不治而亡。接到电报，沙娜潸然泪下，她多么想告诉母亲：“妈妈，我是爱你的。做了母亲之后，我就原谅你了。对一个江南大家闺秀，对一位从法国求学归来的女雕塑家来说，你当年能在莫高窟里坚持近两年已经很不错了……”可惜，上苍并没有给她们母女这种对话的机会。
那些日子，沙娜与父亲一起准备出访日本。有一天，她突然告诉父亲：“妈妈去世了。”常书鸿神情愕然，询问前妻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间去世的，继而又恢复那静如止水的神态。
沉默了两个小时后，常书鸿半是叩问上苍半是对女儿说：“你母亲去世了？”
名门之子回归平静平淡，走出父辈影子淹没在苍生之中其乐融融
嘉陵参军复员后被分到北京海淀区农业局。上班的第一天，他第一眼看到朴实无华的农村来的临时工王福兰，便认定今生今世非她不娶。这不是因为王福兰长得貌若天仙，实际上王福兰相貌平平、皮肤黝黑，可是脸上始终洋溢着真诚善良的微笑，给人的感觉是：无论你是贫是富是尊是贱是荣是辱，她都会安安稳稳地与你过日子，携手相伴到永远。也许曾经沧海，也许看惯看透了人间的繁华、分离与聚合，出生名门的嘉陵宁可回归平淡甚至平庸的生活。
1951年，沙娜从美国留学提前归来，将嘉陵接到北京上学。此时，他的父亲早已组织新的家庭，且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敦煌，无暇顾及他；他的姐姐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林徽因教授麾下当助教，先后参与了亚太国际和平会议礼品和人民大会堂室内装饰设计，也不能天天顾及他。他就像当年在敦煌浪迹沙海一样，在偌大的北京城里独来独往，先在香山读小学，随后读初中、高中，一直住校，只有到了周日才跑到姐姐家里小聚一天。
上初三时，嘉陵曾参加空军的招飞考试，且一路过关斩将，若不是最后因身体有一点点小毛病被刷下来，他就成为飞行员了。这事在他心灵深处埋下一个绿色的国防梦。
1963年，嘉陵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名落孙山。此时，他的父亲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写信让他到兰州读书，可他不愿在父辈辉煌的名人光环里生存，跑去当驾驶兵。岂料命途多舛，临近入党提干时，“特殊时期”风起云涌，受父亲“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罪名的影响，军旅之梦又化作一场空。
立业无望，那就构建一个安稳的小家吧。1969年3月7日，距他分到农业局车队不到半年，他径直走到王福兰办公桌的对面坐下，单刀直入又不乏骑士风度地向这位农村姑娘求爱：“我想与你交朋友。行吗？”
王福兰羞涩一笑，掩着口说：“让我考虑考虑。”
“我的简历最简单清白了。”嘉陵趁热打铁地说，“本人复员兵出身，家里只有一个姐姐，从小相依为命……”他将名人父亲和少年时代所经历的一切浮华和痛苦一笔抹去。
“我可是农民呀！”王福兰认真地说，“我还有五个弟妹，拖累很重，你必须想清楚。”
“我早就想清楚了，早些时候还到你家侦察过呢。”嘉陵一本正经。
“你究竟看中我哪一点？”王福兰此时还不自信。
“你善良实在，准是过日子的人。”嘉陵一语中的。
敦煌少年时代的记忆，让嘉陵对安安稳稳过日子有了一种全新的彻悟和解读。
周末回到姐姐家里，嘉陵将自己已恋爱的事告诉姐姐，并幽默地说：“我准备娶一朵‘公社向阳花，为常家的血脉掺点儿沙子。”
姐姐听了不但没有反对，反而赞许有加地说：“也许这对你更合适。”
于是相爱才80多天，嘉陵便闪电般与王福兰结婚了。两年之后，王福兰才知道他是一代敦煌学大艺术家常书鸿的长子。
嘉陵执意要走出父辈的影子，每天下了班便与妻子一起回到离圆明园正门不远的海淀乡里，在小庭院里摆上茶水、扑克、象棋，等待收工回来的农民前来娱乐。平实的农民很喜欢这个有着西部汉子粗犷豪爽性格的城里司机。1974年嘉陵与王福兰盖房，全村150个壮劳力倾巢出动，无偿地帮着干了三天，三间小平房便拔地而起，全部费用仅700元。
80年代初，在敦煌生活了近40年的常书鸿调京出任国家文化部顾问，住房一下子未落实，嘉陵夫妇便把父亲和继母接来小住半年多。这是一代大艺术家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嘉陵夫妇为父母腾出了最亮的东厢房。刚好那时村里的40多亩荷花全开了，每天上午，常书鸿便提着画夹去写生，度过了他颠沛流离生涯中最恬静的时光。天凉之际，常书鸿要搬离了，他郑重地叮嘱儿子：“娶福兰为妻，说明你很有眼光，希望你好好善待他们娘仨……”
常书鸿十分喜欢膝下的长孙、长孙女立军和力立，可是没能带给他们好运。立军初中毕业中考时差了几分，只好就读职高。沙娜在中央工艺美院当了15年院长，嘉陵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为儿女上大学的事情去找姐姐。力立读的也是职高，如今在北京理工大学商店里当售货员。已近60岁的嘉陵如今仍然还在开他的大班车。他们一家人选择了平淡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生活得有滋有味……
常书鸿一生作画，可作为长子的嘉陵家里并没有父亲的一幅油画。90年代初，老人家曾亲口说将最后的封笔之作留给嘉陵存念，可父亲去世多年了，嘉陵也没有得到这幅画。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幸而嘉陵的硬壳保密箱还珍藏着两样礼品，一份是姐姐作的一张敦煌画作，另一份是爸爸妈妈和沙娜姐姐在法国乡间别墅前留影的老照片。他过知天命之年后，常为自己年轻时负气不见妈妈而后悔不已，所以特意从姐姐处翻拍洗印了这张照片。他珍藏这两件东西，是要在自己的心中永远珍藏一份血浓于水的亲情，珍藏一个真情永存的纯金年代，珍藏常氏一门两代的敦煌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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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的九死不悔[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