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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北满的火种[1/2页]

白山黑水 梦醒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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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中共满洲省委在北满地区建立的抗日武装,首先得从张甲洲这个人说起。
      张甲洲(张进思),字震亚,号平洋。1907年5月21日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张甲洲历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代理书记,巴彦抗日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师长等职。1937年8月28日在黑龙江省富锦遇害,时年30岁。
      张甲洲1929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他是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张甲洲在上海,见到陈赓及周恩来。1932年春,经党中央批准,张甲洲率于天放等六名同学打回老家巴彦。1932年4月初,他和几个在上大学的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塘沽登上海轮,到营口后又改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张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很快就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张甲洲、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4人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的家在巴彦县北部山边的张家油坊,他家是地主,在当地小有名气,各种社会关系也比较多,这就为张提供了一个组织游击队的不错的根据地。那时候巴彦的日伪活动还不太多,张甲洲他们可以半公开地进行活动。经过精心筹划,创建了东北第一支人民武装——巴彦抗日游击队。1932年5月,与于久公、夏尚志等一起,在巴彦七马架(今镇东乡)小学校组织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任总指挥,开展武装斗争。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转战于明水、安达、呼兰、青冈、兰西等地区,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不久,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巴彦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任师长,吴福海任政委,赵尚志任参谋长。
      人多了、枪多了,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4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以后改为少先队)及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清一色的三八枪)模范队,是张甲洲重点抓的一支队伍。全队30多人全是20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24岁的朝鲜族小伙子。模范队的队员们“严守纪律,主张自己铡草、自己喂马,不拿群众东西,不打骂群众,不说黑话”。把他们叫做模范队,就是让其他各队向他们学习。教导队共有20多人,是一所流动军事学校,教官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陈海楼。此外,还成立了政治部、宣传部和娱乐部。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一般称房子或院落为窑,如果里面有枪,即为响窑)的战斗。在战斗中,张甲洲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智大勇。
      7月16日,游击队在攻打龙泉镇内的“天僧泉烧锅”时,遭到了这个烧锅东家张振禄(外号张八瞎子)的手下炮勇的顽强抗击,游击队久攻不下。这时,张八瞎子在城里当警察中队长的儿子带40多个警察正准备打过来。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这时,张甲洲在全面分析了情况之后,果断下令停火,由他自己单枪匹马闯进了天僧泉烧锅,找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我们游击队来打龙泉的目的,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当前,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是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们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还给你们。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一听这话,心想,怎么样?那就得这么样了——“借”给他们吧!可是枪太贵了,“借”了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
      就这样,游击队从这个烧锅里硬是“借”出了将近5000发子弹。
      然而,10多天后,当张甲洲带队进攻一个名叫王四的大地主的“响窑”时,却遇到了麻烦。
      当时,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5名警卫员去找王四谈判。王四说,只准张一个人进去,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给绑起来了。接着,王四的家丁又要缴张带来的警卫员的械,警卫员们要打,张使了个眼色,警卫员便打马回到了游击队报告情况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后,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立即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后便摆出了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天晚上,王四一看营长一时半晌也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叫张兴的炮勇把张甲洲秘密押到院外一个地主的家里。但他没有想到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张兴不但把人给放了,而且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吓坏了王四。他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县城里去了。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以后,召集穷人开会,然后开仓放粮、分浮财,最后一把火烧了王四家的房子。一时间,那里的汉奸人人自危。
      7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向无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千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1000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时刻关注着这支迅速发展着的队伍。8月中旬,赵尚志奉省委之命来到了游击队。
      赵尚志,辽宁朝阳县人,生于1908年10月26日,1919年,随家迁居哈尔滨,幼年家境贫寒,11岁离家,寻职谋生。他当过杂役、学徒和信差。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年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早期党员之一。在学校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同年秋因为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为学员,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党派他回东北负责学运工作。从1926年到1930年这段时间里,赵尚志先后在哈尔滨、双城、长春、沈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因此多次被捕。据不完全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的这5年时间里,他在监狱里过了2年8个月。1929年12月—1930年3月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派遣,到上海参加党中央高级训练班和团中央训练班学习。1930年4月12日因在沈阳国民外交协会会场夺取讲坛而被捕,拘押于沈阳宪兵司令部侦缉处拘留所。审讯期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直到“九·一八”后,党组织花钱疏通关系,才把他营救出狱。
      1932年春,赵尚志出狱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6月初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以省委代表身份在巴彦游击队工作,在队内担任参谋长,政委等职。
      赵尚志到任后不久,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的事。
      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但敌伪力量却很强。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彦,他们决定联合在城外呼兰一带的原东北军的“才团”(因其团长叫才鸿)和一个报号叫“绿林好”的胡子队,一起攻打巴彦县城。
      8月13日,他们比较顺利地攻打下了巴彦县城,但进城后才鸿一见许多人都要参加游击队,便觉得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天赐良机。他自称“东北抗日第4军”,又把手下的营长提为旅长,“绿林好”也带队投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苏旅长。才鸿以让张甲洲当副军长为条件,提出了吞并游击队的计划。张甲洲和赵尚志认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只能联合他们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们。于是便带着队伍很快撤出了巴彦县城,返回到洼兴桥一带的根据地去了。
      10月底,游击队再一次与“绿林好”联合打进了东兴县城,并在城里住了下来。可是,就在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各乡自卫团1000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见情况不妙,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了,只有游击队依托泰东公司的大院墙孤军奋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很大,伤亡了将近50人,赵尚志左眼下那三个月型伤疤就是这次战斗的纪念品。
      敌人进攻很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不能再拚下去了,要撤!于是,游击队员们把西大墙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用两张大马爬犁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东兴城里的一点挫折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后,他们决定进行第二次西征,准备到安达、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师,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也就在这时,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再一次来到了游击队,并带来了省委的两条指示:
      第一,把巴彦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
      第二,要求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遵照省委的这两点指示,巴彦游击队在西征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第一政委,吴福海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各个大队也都改成了团。
      独立师在西征的过程中,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在这次西征路上,由于独立师与沿途的地主武装打了好几次仗,耽误了七八天时间,等到了离齐齐哈尔200多里的地方时,才知道原定要与他们会合的李海青、邓文等人已经因他们没有按时到而独自进关了。
      情况变了,怎么办?
      张甲洲与赵尚志商量的结果是,回师北上,奔汤原,去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师!
      1933年1月,独立师踏上了充满荆棘的回师北上之路。
      当独立师来到铁力县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时,他们缴了索伦族山林队“索利营”的几条三八枪。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了。这些索伦人装备很好,人穿皮衣,马挂铁掌(而独立师的马却没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枪带支架,个个能骑善射,加之熟悉地形,几百人直打得独立师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这样一连打了十来天,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算过了这一关。但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续遭到地主武装和伪军的多次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张甲洲率余部等了4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布要继续向汤原前进时,这些快要回到家门口的巴彦子弟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加之这时也快过年了,所以队伍中开始不断有人开了小差。这样,他们回到巴彦根据地姜家窑时,整个独立师就只有70多人。
      只有这么几个人了,还怎么去汤原?张、赵等人不得不忍痛决定: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重整队伍。
      1933年1月19日,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子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剩下的人员,采劝磕大帮头”的形式,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大家把枪都带回去,把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
      独立师解散后,赵尚志没有回家,他悄悄潜入了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委汇报情况去了。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报告有关巴彦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说:
      “……这次队伍的失败,在整个的革命任务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评价上讲,在整个检讨上是最可耻的惨败,主要的不是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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