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武装，奋起抵抗。这些抗日武装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比较著名的有以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耿继周为首领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苏炳文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
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东北军官兵、地方官吏和士绅，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武装以及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1932年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三十余万人，活动遍及东北三省及热河省一百七十二县中的一百零二县和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迫使日军不得不多次向东北增兵设防，以维护其殖民统治。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得到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积极支持和援助。在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下，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的义勇军，坚持到1933年下半年即大部陷于瓦解，只有少部分继续坚持斗争，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东北军政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所属19万东北军，除部分爱国官兵参加抗日义勇军外，一部退入关内，一部投敌，致使日军仅用不足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号召群众进行武装抗日。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其经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东北军民奋起抗日（1931.9～1932.2）“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先率领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后往辽西地区将民团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10月初，曾任凤城县警察署署长的邓铁梅在该县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此时，辽宁义勇军遍及各地。11月，由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社会名流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各地及热东、蒙边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
到12月末，共编成22路共7万余人。吉林省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首先是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部抗日，随后24旅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也宣布抗日，在五常、拉林、双城（今均属黑龙江）和榆树等地抗击日军。1932年1月31日李杜等在哈尔滨（今属黑龙江）成立吉林自卫军。该部在哈尔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转移至巴彦、宾县，吸收哈尔滨以东各县抗日武装，使总数达5万余人。2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建立中国国民救国军，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部队发展到近2万人。黑龙江省义勇军创建于江桥抗战之后。
11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桥一带奋战月余，抗击日伪军进攻。尔后撤至海伦地区，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5万人。至1932年2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近20万人，在各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抗日斗争蓬勃发展（1932.3～10）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是年夏秋达鼎盛时期，总人数约50万（一说30万）。
辽宁省义勇军发展到58路、几十个支队约25万人。5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彭振国、王化一、唐聚五、刘振东、高文彬分任各军区总指挥，在60余县开展抗日斗争。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今葫芦岛市）、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8月下旬，第21、第24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
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15万人。其中，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3月份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均属黑龙江）等地抗击日军。4月初，该部5万余人从依兰（今属黑龙江）出发，分兵三路反攻哈尔滨，战斗月余。因依兰失守，部队减员到2万人，遂转至梨树（今属鸡西市）一带开展游击战。此时，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在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中，部队发展到7万余人。以王德林为总司令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于3月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扩展到6万余人。
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5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8万余人。该部于呼海铁路（呼兰—海伦）、齐克铁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9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3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日军。10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103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散而复聚，坚持战斗（1932.11～1940）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1932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20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计有14万余人伤亡，4万余人投降、被俘，6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退至苏联境内，后赴新疆；近5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15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
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1933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7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6万余人，另重新组成的义勇军2万人。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辽宁省义勇军5万余人，多次打破日伪军“讨伐”，一部分坚持到1936年，尔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第1、第2军。另千余人战斗至1938年冬。吉林省义勇军6万余人，英勇战斗数年，后余部改编为抗联第4、第5、第7、第8、第9、第10军。另数千人战斗到1940年。黑龙江省义勇军2万余人坚持斗争数年后，余部加入抗联第3、第6军和改编为第11军，还有少部分战至1940年。热河省义勇军2万余人，在热河沦陷后继续战斗，有近千人坚持到1940年前后。
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十年，战斗2万余次，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伪军6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义勇军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抵御外侮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条件和经验；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三十多万，活动地区几遍于全东北。东北义勇军的兴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并且及时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伪造民意、树立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因此，东北义勇军曾经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重视和赞扬。当时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之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之下，在装备、训练各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势之下，东北义勇军不顾一切，揭竿而起，以血肉和敌人相拼，这种民族正气，爱国精神，是永远值得歌颂敬佩的。
但是，无可讳言，东北义勇军也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其中主要的是：它的领导人物大多数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之间派别繁多，非但不能团结一致，而且意见分歧，甚至往往互相火并；他们所率领的部队成分复杂，有的纪律很坏，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这样，他们就不仅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务，而且严重地危害群众的利益，从而影响了广大群众支持义勇军的积极性。
由于东北义勇军存在着这些弱点，他们虽然在东北沦陷初期曾经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并且予日寇以相当的打击；但是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为时年余，便陷于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有些领导人物如丁超、程志远、王之佑等甚至出卖民族利益，变节降敌。
东北义勇军从兴起到失败，其间过程虽然不长，但是它的面既甚广，系统又多，变化起落也很复杂。我当时虽然参加过一部分义勇军的组织工作，对于全部情况也并不完全清楚，况且已事隔三十年，现在要把它的整个过程作一个全面的追述，是相当困难的。下面所写的内容，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希望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加以指正。
一、东北义勇军是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作为义勇军的基础的旧军队，原来都是东北军的正规部队，它们抗击日寇的举动不仅是自发的，而且也是同当时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相违反的。同时，这些部队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又收纳了大量的民间武装力量和各阶层的抗日群众。因此，这些部队虽然有一部分仍然保持着正规军的番号，但是实质上已经不再是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统率之下的正规部队，而成为一支以旧的正规军为基储包括民间武装力量和抗日群众参加在内的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了。
如果从义勇军各部分的成分来看，它们大致可以归纳为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旧军官、收编的胡匪、农民的秘密会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一）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
1．马占山部：马占山在江桥抗战时所率领的黑龙江省防军，计有步兵第一旅孙鸿裕团、第二旅吴德林团、第三旅李青山团，骑兵第一旅（旅长吴松林）、第二旅（旅长程志远，后投敌），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炮兵团（团长朴炳珊），此外还有一个保安大队和屯垦军一个旅（旅长苑崇谷）。马占山一度投降日寇后，他在抗日基础上团结起来的黑省军队从此瓦解。他再度抗日时所能统率的武装力量，只剩下他自兼旅长的步兵第三旅和吴松林旅扩编的邓文、才鸿猷、邰斌山等部以及徐子鹤的山林队和收编的胡匪李海青等部义勇军，其余黑省部队都不再听他指挥。他自始至终，都用黑龙江省主席名义指挥军队。
2．丁超、李杜部：丁李所领导的东北军，是驻吉步兵第二十八旅（丁兼旅长）、第二十四旅（李兼旅长）、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和山林警备队三个营。他们抗日时，吸收了其他部分溃败的吉林省军队和一部分义勇军，与冯占海等部会同商定称为“吉林自卫军”。
3．苏炳文部：苏所率领抗日的部队，为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一旅（苏自兼旅长）和张殿九步兵第二旅张玉王廷团，还吸收了一部分旧黑龙江军的残部如朴炳珊、徐宝珍等部，称为“东北民众救国军”。
4．冯占海部：冯所领导的是吉林卫队团全部和张作舟第二十五旅的两个团及临时招降胡匪编成的宫长海、姚秉乾两个旅，会合丁超、李杜、赵毅等部并称“吉林自卫军”，并曾接受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的名义。
5．唐聚五部：唐原来是辽宁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当时投敌）所兼步兵旅的第三团团长，抗日时先后组织了各县警察大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称为“辽宁自卫军”，同时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区名义，后来又改组为后援会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
6．王德林部：王原来是吉兴部东北军步第二十七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率部参加抗日后曾吸收了延边一带的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先称为“国民救国军”，后来参加丁超、李杜的“吉林自卫军”。
7．警察大队：沈阳被日军占领后，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并在撤退途中收集了北宁铁路附近的警察人员，进行抗日。东边桓仁县警察大队长张宗周、柳河县警察大队长王凤阁、凤城县警察大队长郭景珊、复县警察大队长刘景文等各率领其全部或一部分警察大队，参加抗日。
（二）旧军政人员：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有不少旧军官如彭振国、李纯华、于百恩、郑桂林、贾秉彝、康悦臣、严经武等，有的已经退伍，有的在军事机关挂个空名义，也有的是现役军官。他们在事变以后，纷纷参加到各部队抗日。因为他们多数是陆大、保定或东北讲武堂等军官学校毕业的，具有军事知识，所以大都在各部队中担任领导和参谋工作。此外，当时各部队还有一些政府官吏参加，他们多数在各义勇军总部工作。唐聚五部起义时，桓仁附近几个县的县长也都参加了自卫军，但以后多数中途变节投敌。
（三）收编的胡匪：东北历来素以胡匪著闻，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省的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多数是积年惯匪。九一八事变以前，有的正在拉竿（组织匪帮），有的被关在狱中（如李海青），也有的已经地方当局招降（如宫长海、姚秉乾）。事变以后，各地统治机构垮台，社会秩序混乱，乘机而起、临时报山头者更风起云涌，纷纷受各部队收编，参加抗日。
（四）农民的秘密会社：原在关内豫东、鲁西、冀南一带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随着这些地区的农民出关谋生，也发展到东北各地。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地农民在日寇蹂躏之下，无法从事耕种，一经号召，这些秘密组织便迅速发展起来，加入各部义勇军。吉林省敦化、延吉、东宁、海林、珠河，辽宁省东边一带的通化、桓仁、新宾等地，这一部分民间武力最为活跃。邢占清、孙秀岩两部义勇军中，以这一部分人数为最多。
（五）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事变以后，除了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各抗日队伍之外，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而以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的东北籍学生为最多。
此外，何香凝先生发起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又如国民党中央军校有学生四十多人愤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事变以后，代表救国会出关工作的人员，如车向忱去黑龙江，徐靖远去吉林，黄宇宙去辽东，苗可秀去三角地带，宋黎、张希尧（宋、张等系中共党员）、张雅轩等去沈阳和辽西各地，都是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对各部义勇军起了宣传、推动和组织作用。在辽东惨遭日寇集体屠杀的救国会分会人员，也多数是知识分子。
二、东北义勇军在领导关系上各有系统，互不相下。大体上有三个系统，即：东北军系统，救国会系统和后援会系统：
1．东北军系统：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义勇军将领，原来都是东北军正规军队的军官。在事变以前，他们从“正统”观念出发，认为既受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的委任和领导，就必须事事听命于蒋介石和张学良；蒋介石张学良命令他们，不准抵抗日军，他们便遵命退让。在事变以后，他们激于爱国热情并在广大群众和爱国官兵抗日浪潮的冲击下，起而抗日，但是他们受到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对于抗日仍然是动摇的、没有信心的。因此，蒋介石说要运用外交，依靠国联，他们就相信这种欺骗宣传，松懈抗日的斗志，等候国联制裁日寇。蒋介石要反苏反共，他们有的便拒绝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有的拒绝共产党人参加工作，甚至有的有时遇见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就打。当苏炳文在苏联的援助下，最后率部退入苏联、驻在沃木斯克的时候，苏联希望他的官兵就地参加劳动，苏推说“容后再议”，加以拒绝（见苏炳文的秘书长贺圣达给国内的“支电”，载一九三三年一月某日的《大公报》），因为他唯恐这样作法将会得罪于蒋介石。最后这些将领还是多数投靠了蒋介石。
马、李、苏、冯各部，都有国民党东北各省党部的分子如王宪章、吴焕章、韩春萱、韩清伦、赵在田、王育文等在各部队进行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防止各义勇军将领同共产党接近，防止他们脱离国民党的领导。
2．救国会系统：救国会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平成立后，即着手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辽西为第一军区，辽南、辽东、辽北、热边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区；并委任了五十二路司令和二十七个支队长，还派出了七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救国会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为止援助义勇军的款项共用了卅八万七千余元。
辽宁境内各部义勇军，经过救国会的组织和领导，在名义上和编制上虽然统一起来了，但是由于救国会的成员很复杂，既有共产党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也有国民党cc派、国家主义青年党、国民党改组派等反动党派分子，因而在
第20章 东北抗日义勇军[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