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报界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使他成了丢失东北的“罪魁祸首”。张学良忍辱代蒋受过，为了表示对东北问题负责，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12月，他被罢免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主任。
当时，在东北尤其在黑龙江省尚有一部分中国军队。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电令部属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二旅旅长马占山（吉林怀德人）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受命后，没有执行蒋介石“不予抵抗”的命令，毅然组织了嫩江桥的阻击战，中国官兵在劣势条件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日军以允许黑龙江自治为条件，诱使马占山赴沈阳参加伪满洲国“建国”筹备会议，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职。马占山从沈阳到长春后，了解到日军扶植傀儡的真相，遂于4月2日潜回黑河，重整旧部，组织保卫团和民众义勇军，成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5月14日，马占山在黑河召开出征誓师大会，随后部队南下，于5月28日到达海伦，与北犯的日军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马占山率领少数人马退入苏联境内。
日军占领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后，蒋介石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要求按照国际盟约及九国公约，制裁日本，迫其撤出东北。国联派遗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视察，张学良对此也存有幻想。后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东京、南京三地同时发表。张学良认为，中国虽有数点不能满意，但仍可以接受。可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内，公然退出国联，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为废纸，使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幻想完全落空。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这回，张学良已忍无可忍，命令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榆关之战是日本继“九一八”事变之后进一步有计划、有步骤侵占我国华北地区的前奏，也是打响长城抗战的第一枪。
榆关，俗称山海关，地处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为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1932年12月8日，日军第8师团就以追击义勇军为名，以铁甲车一列向山海关站发炮38发。次日，更以飞机两架盘旋于榆关上空示威。炮击事件发生后，日方反污国军开枪射击，又说城内藏匿义勇军。而国民政府竟以“事出误会”处理。
当时的上海《申报》指出：日军于“12月8日在榆关挑衅，向城内发38炮，不过小试其锋，试测我当局之态度如何，以定进攻热河之步骤与方略，结果以事出误会4字和平解决。现日逆两军向辽西积极增兵，并增筑直通热河之汽车公路数条，及一切军事侵略之准备，企图一举而下榆关”。
事实确实如此，时隔半月，日军就开始从绥中调第8师团步兵3000余人及野、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多辆、兵舰2艘，分部在石河、山海关、威远、东水关一带。而当时驻守山海关的仅有东北军独立第9旅626团。
1933年1月1日下午2时，驻榆日军宪兵守备队队长落合通知在榆日侨撤往南海日军兵营“避难”。晚12时，日军向山海关守军提出4项条件：（1）南关归日军警戒；（2）南关中国驻军撤退城内；（3）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4）撤退城上之中国军队。
日方的无理要求被守军拒绝后竟将南关外之中国警察缴械。旅部参谋长何镜华与日方交涉无果后乃急电在北平的旅长何柱国返回驻地，并命令城内守军626团团长石世安积极作应战布置。
城内守军626团共1346人。团长石世安以第1营守南门，第3营守东门，旅部直属部队随团长在西门应援。第2营在城北策应守城部队。
1月2日晨5时，日军第8师团官兵2000余人抵达山海关车站。上午9时，日军守备队长儿玉率领士兵70余人，开始在南关民房架设机枪与平射炮，向我城内驻军射击，并开始攀登城墙。
我626团守军极力阻击攀城日军，并向爬城日军投掷手榴弹，日军守备队长儿玉当场毙命。日军眼看爬城无效，于是准备全面攻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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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榆关血战[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