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是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医疗科技研究中心正式开幕的日子，其实这个所谓的医疗科技研究中心就是亨德里奇·穆勒开办的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医疗中心，只不过还是换汤不换药，变了一个名字而已。
捷克共和国内政部的高级情报官员贝多伊齐为官方代表前来进行参观。
贝多伊齐与亨德里奇·穆勒亲切的握手，说道：“贝奈斯先生，我代表我们的政府和克劳斯总统向您致以亲切的祝贺，希望您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医疗科技研究中心能够像以前的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医疗中心一样，继续在科技界创造奇迹，能够为我们新生的捷克共和国的医疗事业的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亨德里奇·穆勒说道：“哈哈，我亲爱的贝多伊齐同志，客套话我们就不必说了，总之还是那句话，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们一定还要拿回来！不管我的研究机构是叫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医疗中心也好，还是叫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医疗科技研究中心也罢，总之我们研究的东西都是一个而已！而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我相信凭我们的能力一定会拿回来的！”
贝多伊齐坏笑着说道：“最近我们抓到了一些人，这些家伙都是给德国人卖命的，我们怎么审他们，他们也不开口。于是我就想到了您了，我看到国家情报局里关于你的档案，您曾经成功的利用催眠和药物控制的方法审讯过很多死硬分子，成功的撬开他们的嘴，我们现在需要您的帮助！”
亨德里奇·穆勒微微一笑说道：“那好吧，你带我去，我倒想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人可以难倒了我们的贝多伊齐同志。”
于是亨德里奇·穆勒便坐着贝多伊齐的车来到了内政部的秘密监狱，这是一栋半地下的监狱，在地上只有两层，而在地下都有五层。他们两个人乘坐一部入地的电梯，直接下到了地下的第四层。
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亨德里奇·穆勒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带着一副黑框的近视眼镜，满脸的皱纹让他人想到眼前的这个老人必定是经历过沧桑的人。
亨德里奇·穆勒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说道：“卡雷尔·柯歇尔，哦，我的天哪！谢天谢地你还活着！”
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老男人微笑着回答道：“贝奈斯博士，您好。我们大概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我还记得当年您对我的培训，这让我一生受益匪浅！”
原来此人便是捷克著名的双面特工，卡雷尔·柯歇尔，此人在美国卧底的21年间，他和妻子汉娜向苏东阵营传递了大批西方国家的绝密情报。他是一位能轻松骗过测谎仪、会五种语言的捷克特工，不仅善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上演“猫鼠游戏”，而且还能坦然面对自己人的“政治审查”，他是个典型的“双面人”。
卡雷尔还聪明过人，不仅精通物理和数学，还在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进修过。成年后，卡雷尔当过教师、记者、剧作家，甚至还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外派非洲的机会。
捷克国家安全局（stb）当年对卡雷尔的考察结论是：“自信且高度敏感的人，痛恨独裁，政见稳定，易受金钱驱使又充满理想主义”，文件的最后一行是硕大的“通过”字样。在捷克国家安全局看来，卡雷尔是充当卧底的理想人选。
在捷克国家安全局的精心计划和预先安排下，卡雷尔的一位已在捷克国家安全局工作两年的朋友“适时出现”，极力劝卡雷尔加入情报部门。于是，卡雷尔秘密加入捷克国家安全局，并在布拉格接受了严格的专业训练。而训练他的人当中，就有当时身居高位的亨德里奇·穆勒。
冷战时期，苏东阵营有着密切的情报合作，经常共同谋划和执行“打入”计划。1965年，由于事先染上了“亲西方”和“政治上不可靠者”等政治色彩，加之流利的英语等理想条件，卡雷尔被前苏联的克格勃和捷克的情报部门选中，派往美国。同年，卡雷尔携妻子汉娜先是以“流亡者”身份绕道奥地利，最后来到大西洋彼岸——美国，踏上了“看不见的战场”。
到达纽约后，卡雷尔夫妻暂时靠救济维生。作为训练有素的特工，卡雷尔明白，自己在美国的“沉睡期”越长，越便于赢得信任。所以，刚到美国那几年，他作为“闲棋冷子”，并未开展任何与情报工作有关的活动，也很少收到来自苏东阵营的情报指令。而“亲西方人士”的外衣帮肋卡雷尔顺利在中情局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找到了工作。后来，卡雷尔又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了一年的短期硕士学位，还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得益于特殊身份加上通晓多国语言的背景，而且鲜明的政治立场的确没有引起身边人的任何怀疑。1972年11月，卡雷尔居然在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苏联的积极反对者布热津斯基的推荐下，被中情局聘用，担任翻译官和资料分析员。
就这样，由刚到美国时，只是苏东阵营“一个多余的棋子”，卡雷尔成为“打入中情局第一人”——在此之前，从未有苏东阵营的特工踏进美国核心机密圈。
就这样，卡雷尔·柯歇尔他的妻
第二十四部分 冷战之后是凉战_558换汤不换药（二）[1/2页]